为何如今印度大部分指标都远远不及中国了？
知乎有网友提问，建国初期，印度甚至非洲的钢产量、发电量、人均寿命等大部分指标都超过中国，为何现在他们都远远不及中国了？
听起来似乎是一个很宏大的话题，其实，这一个问题可以拆成三个小问题来回答就比较容易理解：
1）为什么两国各自建国初期，印度在一些重要经济指标上超过中国？
2）中印两国在各自建国以后，为什么类似的计划经济发展道路带来了不同的发展成果？
3）为什么两国各自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逐渐在经济指标上超过印度？
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而且染指中国的不是一家帝国主义，而是好几家。这一点很关键，因为列强对于中国这种依照势力范围划分的“公共殖民地”是基本不愿意进行大规模产业和基础设施投资的。
此外，在建国之前，中国已经经历长达几十年的军阀混战、外敌入侵和革命战争，其中日本侵华又给中国带来尤其深重的灾难。这些战争对于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不言而喻。在这个阶段，“中国本部”的钢产量、发电量和铁路历程等重要指标，是要远远落后于“满洲国”、“台湾”等日本专属殖民地的，很多人津津乐道的所谓“民国黄金十年”，其实是将当时两个日本殖民地相关数据计入统计的错误结果。
反观印度，则被称为大英帝国皇冠上的明珠，是大英帝国最大，也是最重要的殖民地。在这种独家占有的情况下，英国自然对于投资印度一直保有很高的兴趣，项目从铁路、矿山、钢铁到市政设施应有尽有。当然，英国也不是出于发善心而对印度大肆投资，只是殖民者认为他们可以长期占有印度这个禁脔才会有战略投资的打算。
大多数时候这些投资的目的是为了维持殖民统治——印度的兵站和市场随着铁路蔓延，既方便了收割原材料、倾销工业品，更方便军队输送和镇压。此外，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随着英国本土面临封锁和上升的战争压力，印度不但基本没有受到战火洗礼，反而逐渐成为大英帝国的备战基地之一，可以自行生产包括粗钢在内的多种工业产品。
英属印度1909年铁路全图，这与2009印度的铁路全图几乎没有区别
建国前印度和中国两相对比就可以发现，印度在关键生产指标上高于中国其实并不奇怪。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除了日本等极少数逆袭的特例，其它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想在短时间内提高硬件经济指标最方便的办法就是靠殖民者的投资和技术。
同样遭受了殖民剥削，当时统一、稳定、未经战火洗礼、专属于英国的印度比起分裂、混乱、列强环伺、饱经摧残的中国，发展环境不知道要好到哪里去了。
1950年以来的中国、欧洲国家、美国、印度的平均预期寿命http://www.chinaprofile.com/data/fig_WPP2008_L0_1.htm
虽然印度部分硬件指标比当时的中国好看，但是毕竟也还是任人鱼肉的殖民地，具体到个人境遇上和当时的中国并无本质差别。例如，虽然印度在二战期间并未受到战火波及，但是由于英国二战时期对于粮食物资的掠夺性搜刮，导致1943-1944年印度东部孟加拉、比哈尔等邦出现大规模饥荒，导致约400万人非正常死亡，而这种政策性饥荒居然在英属印度时有发生。在印度独立前，其平均预期寿命只有32岁，比中国20世纪30年代所统计的35岁还要短，在1950-1955年这个区间内中国平均预期寿命达到41岁，高于印度的38岁。
总体来看，印度较高的硬件指标并不是它自主决定的结果，而只是肆虐的殖民主义留下的遗产之一。
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印度虽然坐拥水准较高的硬件，但是这些设施并不内生自印度本土，而是外部强加的结果——除了土建施工和维护（这同样也是印度雇工在英国人的组织下），印度大部分工业商业设施和基础建设的规划、融资、管理都和印度人没什么关系。即使少数几个大家族财团，也很大程度上受到殖民主子的摆布。结果就是即使印度人在独立以后成功接盘，他们也总体上缺乏驾驭这些复杂整体系统的能力，只能做到勉强维持。
从独立自主这一点上说，虽然中国近代史上出现的民族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虽然有各种各样的局限性，但是客观而言，正是他们催生了中国内生的第一批机械师、工程师、经理人和技术工人，这一点和一直处于帝国卵翼下的印度形成鲜明的对比。
虽然中印在建国以后都按照苏联模式建立了计划经济体系，但是两国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政策却大相径庭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专政建立后，不仅完成了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还逐步在社会层面对旧文化、旧习俗进行革新和重造。这样一来，中国共产党不仅仅握有政权和经济统制权，还拥有了超强的社会动员和资源调配能力，这为后来的社会和经济大改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而印度虽然赶走了殖民者，但是在政治制度上却并没有打破殖民时代窠臼，上层基本继承了西式的议会民主选举制度，而基层则依靠地主、权贵联盟政治，带有封建色彩的地方自治。虽然中印在建国后选择了相似的计划经济模式，但是由于两国与之对应的政治、社会的基础截然不同，因此也就结出了完全不同的果实。
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和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经济建设，尤其是工业化方面成果丰硕。
一方面是源于新中国建立以后完成了史无前例的社会改革，包括社会平等、医疗、教育、文化等等，激活了规模庞大的社会经济资源；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使得被激发出来的社会经济资源得以被高效地组织起来，用于投入各种建设之中。
“重工业优先发展要求国家具有相当高的资本积累和资本动员能力，然而当时我国工业资本来源渠道很少：
第一，建国初，百废待兴，而国家财力极其有限；
第二，受当时的国际环境制约，我国工业化建设资金来源的国际渠道很窄；
第三，土地改革以后，地主阶级被消灭，富农阶级也大为削弱，农村中已经基本上不存在具有一定规模的私人资本。因此，民间的农业资本向工业资本转化的渠道在土改后基本上被切断了；
第四，土地改革以后，农村收入趋于平均化，总储蓄率下降，因而国家通过金融系统转移资金的余地也不大；
第五，农业税收的名义税率已经较重（1953年我国农业税的税率已达11.9%），提高农业税增加国家财力的空间不大。在这种背景下，在确立了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高速实现工业化之方针的前提下，国家收入分配由农业向工业、由农村向城市倾斜，让农业为重工业优先发展提供积累，也就成了必然的选择。” （巴志鹏 《建国后我国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分析》）
新中国开始走上了一条工业化的道路。这其中，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苏联工业领域援助的156个项目尤其关键，为我国此后的工业化大厦打下了坚实的地基。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对于专业化人才的培育也遵循了“苏联模式”——为了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需要实行文理分科，合并或增设专门的学科和学校，成批次的培养对口的工业化所需的人才。这一点，对于此后中国的发展走向也极为关键。
印度独立之后难道没有任何想法吗？
其实早在印度建国之初，尼赫鲁就渴望印度“成为有声有色大国”。被大英帝国殖民统治长达几个世纪之久的印度，不管是从政治上还是经济上，从精神上还是物质上都极其渴望独立自主，而想要达成这个愿望，工业化、现代化则是不可能绕过的坎。
有趣的是，虽然尼赫鲁的导师圣雄甘地主张禁欲系的“家庭小工业”、“回到农村”，但尼赫鲁却是个不折不扣的世俗工业党，主张用大计划、大工程、大发展来推动印度的经济独立自主。因此，印度也和中国一样选择了苏联的工业化道路为模板，希望在极其薄弱的农业国基础上快速实现工业化。
作为死硬工业党尼赫鲁把大坝称为“现代印度的神庙”，图为印度一五时期完成的布哈拉大坝
从学习苏联模式的角度看，印度比起中国有过之而无不及，国家计委、五年计划、专业部门一样不落，直到今天仍然在印度仍占据重要的政策地位。在尼赫鲁时期，印度也进行了大规模的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各种各样大规模的水电站、钢铁厂等项目纷纷上马，一片热火朝天、欣欣向荣的局面。作为铁杆工业党的尼赫鲁对此自然非常自豪，在1954年为印度北部的布哈拉大坝（Bhakra Dam）揭幕时，他甚至说“大坝应该成为现代印度的神庙(Temples of modern India)。”
对于笃信宗教的印度人，尼赫鲁的这句话的分量可想而知。各种各样的国营企业（public sector undertakings，PSU）在这个增长迅速，数量从印度一五期间的5家增长到1980年的163家，而且涉及行业、雇员人数、创造产值也都出现了极为迅速的增长。
虽然独立后几年工业化建设搞得风风火火，但是印度很快就出现了后劲不足的严重问题。与中国、苏联不同，印度实施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并没有相应的社会和政治机制与之配套，这就带来了多方面的挑战，从资源动员到运行体系都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印度五年计划时间表，1966年至1969年因为后劲不足而有断档
从资源动员的角度看，印度由于没有完成彻底的土地改革、社会改造和基层政权的渗透，国家的能力至上而下受到层层盘剥，导致政权的资源汲取能力受到很大限制。例如，虽然印度为了加速推动工业资本的积累也实行了总体“工农业剪刀差”的政策，但是却没法像苏联和中国一样动用强大的行政力量“勒紧裤腰带”，集中优势资源搞重点突破。
印度资源动员的问题在大规模工业化投资的初期还不明显，一旦工业规模上来之后，印度官方很快发现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很多重工业项目和基础设施项目的经济收益并不明显，但是印度的政治经济体制又无法动员起足够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本来填坑，很快就沦为吞噬财政资源的黑洞。一旦经济出现波动，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只能被迫停滞。
从运行体系的角度来看，印度既没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利润导向，也没有社会主义国家行政命令导向，因此出现了一种最为糟糕的组合：市场调节和行政调节同时失灵。由于计划经济的条框限制，印度市场调节几乎失灵。
同时，由于印度并没有建立起一套足以驾驭经济运营的统一而强大政治系统，这导致印度虽建起了规模庞大的国有经济系统，但是这些投入大量资源换来的企业却并不“听话”，反而成为能够左右政府的势力集团，行政命令也几乎失灵。市场调节和行政调节双失灵的情况导致这些企业纷纷转身成为一个个占据既得利益的的独立王国，因为他们既不太在乎市场的反应，也几乎对政府的行政命令免疫。
例如，同样在市场调节缺乏的情况下，中国政府用几个行政命令就能解决的国企企业经济决策问题，到印度就成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政府，还有政客个人之间的复杂博弈，很有出现几十年都解决不了的情况。
虽然这些印度企业吞噬了大量资源，但是他们既不听市场指挥，也不听行政命令指挥，形成了占据既得利益的独立集团，这就导致了印度经济整体效率极其低下。
从这一点上说，最好的例证非国防研究发展组织（Defenc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 DRDO）莫属，强大的内部利益集团使他们既在市场上油盐不进，也对行政命令熟视无睹，直到2016年还在赶1984年的研发进度，印度军队、国防部、甚至最高领导人都曾对其怒发冲冠，但是却又无可奈何。
相比之下，虽然很多专家经常指责“中国的国营企业效率低下”，但是他们往往是用纯粹的市场标准看问题，而忽视了国企在市场标准之外，无可替代的社会、战略和政治职能，因此也低估了国企的综合效率，而这一效率的来源恰恰是各级各部门高效的党政命令。
印度在1950-1980年取得了很不错的硬件经济成就，中国对其领先幅度不太大
因此，虽然印度和中国一样，也在独立以后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也取得了一些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展，如发电量、公路通车里程、电话线路等等，但是由于印度并没有理顺内部的体制机制问题，导致其效率极其低下，管理失灵，因此发展道路难以为继，甚至出现了规模越大、负担越大、损失越多的可悲局面。这也为印度20世纪80年代的疯狂借贷和90年代的改革开放埋下了伏笔。
为什么两国各自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在经济指标上远超印度
最近去了印度，发现印度有非常多的优秀工程师，为什么是中国而不是印度抓住了全球化的机会？
从利用全球化进行经济起飞的这个角度上来说，工程师（或者抽象的说人力资本）是否充足并不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条件。
在利用全球化这一点上，中国最早并不依靠技术人才发迹。毕竟在大量廉价劳动力几乎无限供应的开放初期，低成本的用工成本优势，再加上一个还过得去的经营环境，就可以大张旗鼓接收从成本过高的疲劳经济体转移过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然而，优秀的工程师的重要价值要随着经济发展，产业向价值链高端攀爬显才会显示出来，尤其是在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成为主流产业之后。现在我国每年量产千万级别的高中毕业生和本科生，再加上经过世界产业竞争淬炼世界最大技术工人队伍，就成了中国产业持续升级的底气所在。海量技术人员（技工、技师、工程师、科学家）再加上世界最大的单一市场这就是中国可以把一切貌似高端的产品一样样“白菜化”的秘密配方。
印度为什么重要呢？
其实核心原因就在于印度是除了中国以外唯一可能凭借自身规模复刻这种“白菜化”特技的国家，其他国家连这种可能性都没有。印度是世界上除了中国之外唯一十亿级别人口的国家，这一点尤为关键。其实如果打开方式正确，印度的十亿级人口再加上次大陆级别的辽阔幅员、优越海陆位置和提主所说的“人力资本”储备，完成工业化的起飞也并非遥不可及。
万一印度真搞出了大规模的工业化，就必将成为历史性的大事件。有中国的例子在前，把印度工业化成功的概率先放在一边，单单探究印度工业化可能带来的全球后果就非常有意义：原本几乎自给自足的十亿人口被纳入工业化的轨道之后，世界产业结构如何调整、能源资源如何调配、金融秩序如何适应、治理体系如何更新？这些都会对世界地缘政治、经济权力格局产生重构性的影响。
但是……更关键的问题是印度如何从制造“白菜”一步一步推到制造“白菜化”？现在印度连“白菜”做起来都费力，想把全球高端产品“白菜化”根本无从谈起。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印度现在连“白菜”也造不了？
作为一个前工业化国家，印度的经济结构居然和处于后工业化时代的美国、西欧类似——服务业GDP产值占比70%左右，剩下的农业和工业各占15%。但是，如果研究印度三产所占的劳动力就会发现，占GDP大约15%的农业却雇佣了超过50%的劳动力，农业部门的生产效率之低可见一斑，这也造成印度农业部门工资极低，大量人口仅仅处于饿不死的状态。这也带来一个效应，即大量劳动力开始向其他效率更高、收入更高的部门转移。
如下图所示，印度1990年市场化改革以后，工业占比（蓝色）几乎没有变化，有几年甚至出现下降，而服务业（紫色）明显上升，农业（绿色）明显下降。这说明大量的廉价劳动力流入服务业部门，而不像中国一样主要流入制造业部门。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为什么印度人不进入工厂，而是去给人做佣人、帮人跑腿、或是沿街售货？分析印度工业化不成功的硬件原因的文章很多，主要涉及供电、供水、铁路、公路、港口等基础设施问题。这些硬件问题显而易见，印度历届政府也意识到了基础设施短板，近几年投资力度很大，也有所好转，因此本文对此不具体讨论。
这里主要谈一些体制机制层面的问题。什么样错误最难纠正，人们自认为“正确”的错误最难纠正，因为当事人都先入为主觉得没错了，那还谈何纠正？印度现在工业化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大多都属于这种“正确”的问题。
这和美国流行的“政治正确”还不太一样，因为“政治正确”其实并不是全民共识，而更像是舆论强势一方压在另一方的舆论霸权，因此很多人私下是对“政治正确”极为鄙夷。但是在印度，对于土地产权、劳工权利和小业主的保护几乎已经是其政治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具有不可置疑的正确性，因为这和印度立国的法统有关。
当年英国人在印度设立了本地议会，而印度人则利用议会和作为英国大地主、大资本家和大商人周旋，为了反对英国的殖民剥削，这些印度人仿照英国的法规出台了大量保护措施。因此，这些对于土地、劳工和小业主的保护是当年伟大的反殖民运动的一部分，而后来印度立国，则成了尼赫鲁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神圣政治遗产。当然，这种正确性之下也从反殖民运动中继承了强大的组织支撑——农业协会维护地权、各种工会维护工权、小业主协会反对大企业。
这样一来各种麻烦就来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脱节：上层建筑是从完成了工业化的英国人那里“借鉴”来的，而经济基础却还处于半封建的前工业阶段。上过高中的中国人都知道，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会产生反作用，而印度就是两者脱节之后，上层建筑制约经济发展的活生生例子：印度工人常常滥用劳工保护法，坚决反对新的农村转移劳动力进入工厂，以维护他们的稳定生活和高工资；小地主结成联盟，宁愿土地荒芜，也要漫天要价，使得印度工业征地成本堪比北美；小业主形成政治压力集团，宁愿坚守极低的劳动生产率也要用行政许可证的办法来限制规模生产。
到头来，即使印度有世界上最充裕的廉价劳动力，印度工业还是没法享受人口红利，到最后连造个“白菜”也费力。
而对于广大壮劳力来说，既然不能进工厂做工，种田又不得温饱，那就只能大批进入服务业，成为佣人、司机、保安、小贩、服务业、清洁工。这种劳动力的供应过剩，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印度即使是普通公司职员也能雇得起好几个佣人。
印度的这些“正确”的法规政策结果如何？我们看看门槛很低的劳动密集型成衣行业的情况：
作为劳动密集型且低门槛的行业，成衣业情况非常具有代表性。如上图所示，雇佣规模8个人以下的成衣作坊在印度（绿色）占比达85%的绝对多数，而这种微型作坊在中国（红色）几乎绝迹；印度大中型（51-2000人规模）成衣厂比例加起来不到10%，而这一规模的成衣厂在中国是绝对主力，占比达到80%左右；而中国还有近10%雇佣数量超过2000人的超大规模成衣企业，印度这一比例几乎为零。
为什么8人是印度企业的分水岭？因为印度劳工法规定，雇佣规模10人以下的作坊可以免受劳工法限制。而一旦雇佣规模超过10人，印度企业就不能按照市场需要解雇员工，而要支付大笔的安置费和遣散费。如果超过100人这些企业就只有在取得政府许可文件的情况下才能解雇。但是政府会冒着得罪工会的风险去批准吗？基本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为了避免各种各样的行政扭曲，往往选择保持小作坊的规模。这样一来，同时企业也避免了大规模征地的麻烦，因为小作坊在家里就能开工。
小作坊遍地开花的后果是什么？几个人的小作坊根本没法取得规模优势，大规模的自动化设备也负担不起，同时小作坊四处分散也很难通过共享来降低基础设施开销。这样一来，印度就成了类似国家中，劳动密集型企业生产效率最低的，其生产效率低的直接后果就是工资低。印度制造业从生产效率上说，连一些比它穷的多的国家都不如。
比如，孟加拉国人均GDP只有印度一半，但是通过鼓励规模化生产和建立灵活的行政环境，孟加拉国成功开发了人力成本优势，使其成为广受国际成衣和纺织企业青睐的投资目的地，因此孟加拉国服装在国际市场大行其道，而工人收入也因为产业发展而大大提高。
反观印度，因为效率低下，造出来的衣物竞争力远不如孟加拉国。在这个过程中，印度的所谓大量优质工程师并没有发挥什么关键作用，因为离他们登场还远着呢。这也就是说印度连“白菜”都造不好，更别想着搞“白菜化”的事情了。
从世界范围看，说印度优质工程师供应充足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这是因为印度庞大的人口基数、印度家庭对“教育改变命运”的笃信、再加上比较发达的教育系统。印度公立中小学因为管理混乱导致质量极差，反倒是大量私立学校质量颇高，填补作用明显。
大量的高中生经过严格的入学考试进入印度大学，因此即使这些大学本身教学质量一般，也能按比例筛选出极为优秀的学生，其中大多数都成为理工科专业的学生。值得一提的是，根据我的一位曾任中兴驻印高管的朋友的观察，印度很多学校鼓励学生兼修理工科和商科，因此很多人拥有双重背景。
印度产生的大量理工人才如果不能投入工业化的大潮，他们干什么去呢？其中大部分人会选择出国，并通过各种手段留在当地，最后成为硅谷、华尔街成群结队的印度帮，印度工程师的名声很大一部分是这些人赚来的。剩下的一部分留在印度，成为印度技术服务外包业崛起的基石。
为什么技术服务外包业会崛起？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印度产业结构走入歧途的结果。制造业被各种“正确”的政策压制以后变得极为畸形，因此技术、资本、人才只能流入到管理相对放松，且对基础设施要求不高的服务领域。
凭借英语优势和人力成本优势，印度技术外包服务很快打开西方市场，形成了“人才流入-产业壮大”的正向反馈。有意思的是，目前由于印度服务外包发展过快，本地技术人才供应跟不上，不仅导致用工成本疯狂上升，工程师的水准也大不如前，出现文盲培训几个月就送去充当程序员的怪事。
三蹦子和软件培训广告在程序员短缺的大背景下相得益彰
印度是否会腾飞？关键不在于印度是否能带着它的“优秀工程师”像中国一样大搞“白菜化”，而是印度能否先凭借廉价劳动力造出“白菜”。
目前，虽然税改取得阶段性进展，但是土地、劳工的改革因为阻力过大，已经在联邦层面完全停滞，现在转由地方政府推行改革。很多改革派把持的邦（比如古吉拉特、拉贾斯坦、安德拉）已经开始打破僵化的旧法律，但是实施效果如何还有待时间考验。退一步说，如果劳工、土地两项关键改革不能及时落实，印度想造“白菜”连门都摸不到，想通过服务业弯道超车，已经被证明是一条死路。
此外，印度国家转型委员会——也就是印度发改委——最近印发了关于“沿海经济区”的文件，强调要集中一切政策资源在基础设施条件过关的地方搞大规模劳动密集型园区。这份文件的作者Panagariya精通中国改革历程，值得特别关注。如果这一方案真的付诸实施，那么印度外来几年逐渐成为“白菜制造者”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
来源：共青团中央知乎官方账号
作者：清华大学硕士研究生@穆克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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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 编 | 任晓蓉
编 辑 | 朱 琛 肖 健（团河南省委） 吴 央（团铜仁市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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